在華為（Huawei）深圳總部的一間密室里，有一個玻璃櫥柜，里面放了10本藍色的冊子。這些冊子有助于回答一個困擾美國政府的問題：誰是這家中國大型電信設備企業(yè)的真正所有者。

　　這些厚達數公分的冊子里記錄著約80000名員工的姓名、身份證號碼以及其他個人信息。華為表示，根據一項“員工股票期權計劃”，冊中的員工持有公司約99%的股份。

　　在參觀華為深圳總部的過程中，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記者在華為董事會首席秘書江西生的允許下，翻閱了這些簿冊，以了解這些作為華為所有者的員工，以及華為創(chuàng)始人任正非的持股情況。華為員工是通過“工會”持股的。

　　記者在翻閱數千頁的記錄時發(fā)現，絕大多數員工的持股量為數萬股，而極少一部分人的持股量達到了數百萬股。

　　在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記者指出了一條265萬股的持股記錄后，江西生從相鄰的一個房間調來了一份文件。那個房間專門存放股份授予合同，從合同中可以了解華為的股權授予方式。

　　向外國記者首次展示持股簿冊，是華為所做努力的一部分，目的是反駁有關華為在股權問題上一直不夠透明的批評。

　　華為是由退役軍官任正非于1987年創(chuàng)立的。該公司現已成為了全球規(guī)模最大的電信企業(yè)之一。但受外界對其股權結構的懷疑影響，華為在美國市場面臨著嚴重障礙。

　　2012年，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（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）建議政府阻止任何有華為參與的并購交易，原因是“無法確信華為不受外國政府影響”。

　　華為此前已經多次反駁稱，有關該公司可能與中國政府存在關聯(lián)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，美國政府也從未公布過任何可以支撐其擔憂的堅實證據。

　　但為了回擊此類暗示，華為現已開始逐漸揭開其所有權結構的面紗。

　　電信業(yè)咨詢機構北京博達克咨詢公司（BDA China）的董事長鄧肯？克拉克（Duncan Clark）表示，向外界展示持股簿冊是一個積極的舉動，但尚不足以讓批評者滿意。

　　克拉克稱：“就像一個小孩做了很大努力但沒有看見成果。他們會感到不公平，而不公平的因素可能確實存在。”他補充稱，華為回應批評者的最佳辦法應是公開上市。“陽光是最好的除菌劑，但他們中途又重新拉上了窗簾。”

　　三年前，華為首次公布了董事會成員。去年，任正非之女、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（Cathy Meng）表示，除了任正非持有1.4%股份這一事實以外，該公司將在某個時點提供有關其所有權結構的更多信息。

　　她表示，這些信息將包括公司董事的持股細節(jié)，但華為并未給信息公開設定一個時間。

　　華為表示，在其150000名員工中，已有80000人加入了持股計劃，該計劃當前對于公司股票的定價為每股5.42元人民幣。去年每股分得的紅利為1.41元人民幣，相當于以當前的價格買入將獲得26%的收益率。

　　華為拒絕透露通過員工持股計劃發(fā)行的股份現有多少股。

　　自該計劃于1997年引入以來，華為股票價格的上漲幅度已經超過了五倍——同期深圳股票市場的漲幅為250%——這與華為發(fā)展壯大的過程一致，最初華為不過是一家在深圳的兩間小公寓里創(chuàng)立起來的小公司。

　　江西生表示：“當時任正非常常談到未來有多美好，但我們都認為他想得太遠。現在這些夢想都已經實現了。這段時期是華為的黃金時代。”江西生作為一名電信工程師于1989年加入華為，是華為最初30名員工中的一員。

　　華為一直面臨的一個問題是，如何使批評者相信，員工持股計劃不僅僅是為了分享利潤，還讓員工對公司擁有了一定掌控權。

　　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，“很多分析師都認為，掌控華為的實際上并不是其普通股東，而是管理層中的一部分精英分子。”

　　華為承認，任正非對于公司重大決策仍保有一票否決權。但該公司表示，工會的成員每五年會投票選出51位代表，然后這些代表選出該公司不久前剛擴容到17人的董事會。

　　代表候選人名單由即將離任的上一屆代表選出，但其他員工也可以在投票表決時寫上名單之外的名字。華為在全球約有400個投票站，員工在站內填好選票。

　　華為堅持稱，其所有權模式既能給員工提供激勵，也能使員工對公司有一定掌控權。一些批評者聲稱，華為并不是真正的員工持股制公司，因為外國員工不能參加持股計劃。華為回應稱，按照中國國內的法律規(guī)定，參與者必須既是華為員工，又是中國公民。

　　為了強調上述觀點，華為透露，五名初始投資者中的兩名——陳金陽（音譯）和沈定興——曾和任正非一起籌集了華為的初始注冊資金，但在后期因為不能參加持股計劃而對華為提起了訴訟，因為他們從未成為華為的員工。

　　華為與兩人達成了和解。在被問到兩人投資獲得的收益率水平時，江西生微笑著說，70%至300%。

　　譯者/馬拉